外交子弟 | 在党的阳光照耀下

作者简介

司马小莘 外交官司马文森、雷维音的三女儿，工学士，中共党员，中央统战部从事对台工作，退休。

1982年参加《司马文森研究资料》的编纂工作，该书为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点项目，学科重点规划项目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数据丛书》之一。

近三十年来，她收集整理、编辑父亲的著作选集：《彩蝶——新中国外交官的海外散记》《会师新中国的十月》《南线—司马文森抗战纪实文学选》，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，介绍父亲司马文森的革命与文学创作经历，及从事的文化外交史料。

司马小莘是司马文森的知识产权的家族代理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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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“无家可守”的儿童

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，新中国向全中国、全世界宣告成立，对外建交的国书发出，一支久经考验的、优秀的共产党精锐部队奔赴国际斗争的前线，他们被称为“不穿军装的解放军”，留下一群无家可守的孩子，最小的还在襁褓中，“无家可守”成为“红二代”外交子女的“特权”。（有人称干部子女“红二代”享有特权，“特权”不都是享福，还有骨肉分离之苦。）寄宿制托儿所、小学校成为教职员工和孩子们共同的“家”。

1954年12月，中组部向华南分局急电抽调干部支援中央工作。（5月1日，广州市人民广播电台庆祝“五·一”国际劳动节，父亲司马文森向全市劳动人民致节日祝词，我和幼稚园的小朋友高高兴兴上街巡游。）不久，父亲和母亲雷维音接到调令，从华南分局抽调到外交部派驻印尼大使馆工作。

正值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空难震惊世界，出席亚非会议的部分代表团成员罹难，追查美蒋特务凶手的斗争硝烟未尽，工作在催促，国务院的任命书尚未下达之时，父母于1955年7月16日告别祖国亲人，离开几十年拼搏创建的和平环境奔赴前线，两岁的五女儿小维随行，大女小兰、二女小萌（从广东省育才学校转北京育才小学）、我和大妹小芹（寄宿外交部西郊托儿所，第六女小加尚未出生）四个女儿留在国内。

我们的第一个监护人是父母的友人章洪遒（与陆蔚芳夫妇），节假日姐妹在中央电影局西单宿舍章伯家团聚。他家无房安顿我们，还好隔壁蔡楚生、蔡伯母陈曼云家的客厅能放下一张双人床，可容我们四姐妹打横睡，我们因此也和蔡芸、蔡明等建立了友谊。

监护人虽是章伯，但照顾我们生活、到托儿所接送的是陆阿姨。章伯患脊髓炎行动不便，无法出席家长会，负责与学校联络、代父母在成绩册上签名。哪个妹妹需要交伙食费，开家长会，带妹妹看病等事情，则落到小学六年级的兰姐身上，直到她中学毕业。

章伯身体不适应北方的气候，1956年将调任广州珠江电影厂党委书记。一旦他们离开，我们如同“孤儿”，托儿所的小芹无人照顾。母亲急忙从国外赶回，一到北京安顿下，直奔托儿所。小芹正穿着不知是谁的大背心和一双破洞的鞋在玩。父母离京赴任前给她买的新衣服、新鞋都不见了。听到小芹叫“妈妈”，林林家的远星看见我母亲慈爱的脸庞也跟着叫“妈妈”，惹得一群久不见妈妈的小孩子都围过来争先恐后叫“妈妈”。直到小芹成长为军医已记不得此事，母亲还清楚地记得这心酸的一幕。

为国分忧是共产党子女的本分，当时西方大国对新中国封锁，国家外汇十分短缺，专员以下级别的外交官不能带孩子赴任。黄镇伯宽慰我的父母不要有顾虑，小维已在使馆，再带小芹去影响不好。为了减少非议，黄镇大使也将儿子黄和平带去，这令我的父母很感动。

外交部将外婆的户口从广西调进京，和我们常驻外交部东郊招待所近7年。我和同班小朋友1955年8月离开外交部西郊托儿所，是该所最早一批升学的孩子。全班11人，除所长的女儿外，我们全部都在育才小学寄宿读书。

1955年7月15日托儿所大班升学合影。

前左起：宋耿之、汪小星、施瓦瓦、张肖田、姚盼成。后左起：杨津林、田XX、于立威、朱威力、司马小莘、余小华。

1956年，司马小芹在外交部西郊托儿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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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背摇篮

育才小学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，前身是“延安保小”（成立于1937年）。学校中有烈士子女，如方志敏的孩子（中央派人找到他的妻子和孩子们）、刘志丹的孩子；父母在前线打仗无法照顾的孩子，其中不乏新中国领导人的孩子。

1947年3月，胡宗南进犯延安，党中央派了一个骑兵班护送保小师生，小小孩装在箩筐里，大小孩步行， 爬山涉水两千里，最终落户北京，被称为“马背摇篮”。

1987年延安保小成立50周年，我和贾达黎姐到延安参加庆祝大会。保小的校友谈起有趣的往事：在合唱《保卫黄河》时，他们总把“黄河在咆哮”唱成“黄河在保小”，然后又困惑，黄河怎么在保小？

庆祝建校50周年联欢会时，这些已退休的大哥哥、大姐姐不跳交谊舞，音乐响起，个个神采飞扬扭起秧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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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京育才小学，所有年长的学生被我们称为大哥哥、大姐姐，老师像园丁一样培育我们，像家长一样不厌其烦手把手教我们读书写字、算数，学校就像个大家庭。我们真切感受到“劳动光荣”，接受爱国教育，印象最深的是在开学典礼上蓖麻子种得好、劳动好的学生常受到表扬，他们光荣地乘坐国产“解放”牌卡车在校园转圈。老师告诉我们，蓖麻子可以榨油，做飞机的润滑油，支援国家建设。

育才校园很大，占用了部分先农坛的建筑，安顿这些无父母照顾的孩子，校门在北面，南北约两里地，东西也有一里多，园中园有“雲坛”，路旁苍松翠柏和东西对应的祭坛——雨坛和云坛，通往南校门有低年级的学生宿舍“南楼”。校园中心位置的服具殿成为我们的图书馆，南面有观耕台，皇帝躬耕的一亩三分地成为篮球场，课余是我们必抢占的场地，篮球是全班同学凑钱买的。有水泥砌的兵乓球桌，我们常玩“点兵点将”。

高年级学生宿舍在北面的三院、四院，里面的泥塑像被请出去，二院的太岁殿成了礼堂，门神殿成了食堂。礼堂北面的丁香林是我们除“四害”轰麻雀的阵地，北京规定统一时间赶麻雀，每见麻雀飞过，我们就敲脸盆、呐喊、挥舞床单，直到小麻雀飞不动掉下来，我们班的战绩是俘虏了3只麻雀。北面的鹿圈被砌成猪圈，用于改善师生伙食，也是我们除“四害”消灭苍蝇的战场。图书馆东南面有卫生科，在这里打预防疫苗；有一年我们全班感染猩红热住进卫生科，老师就到卫生科讲课。学校的“动物园”有一只鹅、两只鸭及一只猴。

从一年级起，我们被要求自己的事自己做，每班、每个宿舍大家轮流值日打扫教室、宿舍，清洁卫生。所有小同学带回学校的零食集中在一起平均分享，有时一个苹果被生活老师切成八九块，学校教育我们有福共享，自私自利、自顾自的行为被大家鄙视。为遵守时间，动作慢的我们，课余时间练习起床叠被子。我们每个班有试验田，栽种蓖麻、向日葵并浇灌到收获。每周有劳动课，到伙房帮厨是常事。我们初中时每年都被安排到农村收庄稼，不劳而获、耍滑头会被大家瞧不起。

学校教育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，学习成绩好，讲公德的学生永远是威信最高的班干部。班干部是公选的。学校里没有抄袭、走后门等歪风。

育才隔壁的先农坛体育场设有青少年业余体校，班里过半学生被鼓励参加体操、篮球、田径、排球、兵乓球等训练班。我从小学到初中先后参加业余体校跳水班、游泳班、篮球班。兰姐的同学吴浮山成为全国女子跳高冠军，1964年以1.79米打破郑凤荣保持的全国纪录和亚洲跳高纪录，当年名列世界第二。学校鼓励我们参加体校训练，从小受到正规运动技能培训，受益终身。有站岗放哨传统的延安保小学生，解放后不再需要站岗放哨，但是自我管理的传统保留了下来。

高年级学生承担校值日，每天在校园巡查。我们每周两次到业余体校训练，懒得绕路时，会选择翻越学校和体校一墙之隔的东门，一不小心被巡查的校值日哥哥、姐姐逮住，会被训斥。

出操、吃饭等所有集体活动要集合队伍守纪律，食堂严禁浪费，门口有校值日检查，禁止带饭出食堂。

冬天生火炉，偶尔不守纪律好像会有一点快乐，藏一小块窝头在口袋里，带回宿舍，大家围坐铁炉边聊天，分享将窝头贴到炉壁上“嗞”一声烤焦很香。

当时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，有玩不完的玩具。我只有两个：在广州幼稚园时妈妈买的铃鼓，跳铃鼓舞时用得到，质量非常好，清脆；妈妈出国赴任途中挂记我和大妹，买了两个洋娃娃托人带回。妹妹的娃娃早就没影了，我的至今珍藏着，童年的记忆、妈妈的爱。

学校里男生玩弹球、拍洋画、撞拐、踢足球，女生跳皮筋、夹沙包、跳间、打瓦，捡到方正点的瓦片就称“宝瓦”。跳绳、打瓦是男女生都喜欢玩的游戏。过去的游戏早已失传，大家一起玩，培养了集体观念、团队精神。上世纪90年代，北京市教育局拨款建了新教学楼，育才退出古建筑。现古建筑博物馆坐落在校园中。

六朵金花

育才六朵金花中四姐妹，左起司马小维、小莘、小芹、小萌于1983年在育才校庆返校，在校门口合影。

育才小学在1956年成立了初中学部，改革开放后建成集幼儿园、小学、初高中为一体的学校。和许多父母把孩子都安排在育才读书一样，司马家六姐妹先后在育才上小学、初中，个个品学兼优，成为育才校史上知名的六姐妹，不少老师先后教授过我们中两三个姐妹。

我们的同学大部分是外交官的子女，来自外交部、对外经委、对外文委、西苑机关、中侨委、总参、新华社等，一些同学的父母是外交工作中的同事，甚至抗战时曾一起工作。我们关心国际形势，风云变幻牵动我们的心，因为父母在前线。政治课讲到“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”，我们和老师一起群情激愤。学校鼓励我们关心国家大事，安排我们为归国的志愿军献花，参加第一届全运会、第二届全军运动会献花，参加迎宾等“外事活动”。

远离父母的孩子得学会互相照顾。各年级学生的教室集中在两排平房，我们可以利用课间休息找到姐妹。芹妹小时有积攒漂亮糖纸的爱好，班里有一个淘气男孩总抢她的糖纸，于是她找姐姐哭诉。兰姐、萌姐和我约好一个课间休息时间，一起去把那个男孩叫出来，三个姐姐你一言我一语把他训斥一番，此后他再也没有欺负芹妹。

外交部福利科刘宝不时到学校给我们拍照，王阿姨将我们的成绩单交给信使队，送给在国外使馆的父母，体现党的关怀。兰姐和财务科李天佑联系多年，每个季度由萌姐或我陪她去外交部领父母给我们的生活费，直到她初中毕业在银行开账户。

班主任习文芳和司马小莘

1955年冬，外交部福利科到育才

给司马小兰、小萌、小莘拍照

1956年，外交部福利科到育才给外交子女拍照

左起：司马小莘、李平分、葛小红、沈扬扬

司马小兰、司马小萌、司马小莘在育才学校初中三学年学习中成绩优秀，分别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银质奖章、金质奖章、优良奖状。

司马小维的奖状

育才学校给在国外的父母司马小维的学习成绩表

司马小莘在业余体校的学生证、训练手册 

司马小莘获得宣武区教育局举办的作文比赛优良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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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招待所的日子

1956年母亲带走小芹，外婆和外公、姨、舅两地分居，和我们三姐妹入驻外交部东郊招待所杜家楼17号，我们在招待所度过将近7年的时光，应该是最长的住户，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必需，只有一张小圆桌茶几，其他家具都存放在外交部仓库。

每周六我们要穿过北京城南二环的育才，乘坐6路无轨电车到大华电影院下车，步行半小时到东三环外的招待所，周日下午再返校。招待所是一幢四层的灰色砖楼，楼顶平台有围栏，冬末春初遇到白天积雪融化成水，晚上降温结冰，就成了我们的溜冰场所，穿塑料底的棉鞋在上面滑来滑去。父母很担心我们掉下去。我和大姐专门在围墙旁拍了照。

每到暑期，外交部福利科到招待所登记，组织和父母分居的孩子过夏令营。1957年我们三姐妹参加营地在西苑机关的夏令营，读初一的兰姐、小学五年级的萌姐和二年级的我，除了做作业，偶尔学校组织看电影，其余时间在院子里玩、拔草劳动。

高兴的事和不高兴的事都令人难忘。我最高兴的是每天晚饭后，围坐在董政的姐姐董卓身旁，听她绘声绘色讲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。

当然也有不愉快的插曲。一个周末发生了“拔草风波”。我们在院子里拔草，眼看着别人的父母领着孩子外出游玩，有点嫉妒。男孩子没心没肺，打打闹闹，惹得福利科一名女职员不高兴，大声宣布：“拔草好的中午有大西瓜吃！”萌姐历来反应快，话音刚落怼了一句：“不吃西瓜可以不拔草吗？”女职员狠狠地说：“不吃西瓜也得拔草！”吃了午饭，我们去领西瓜，女职员看到三姐妹，不顾身旁另一个工作人员劝阻，将给别的孩子的一块西瓜分切薄薄的三片给我们。兰姐见此景和我们商量，觉得这样的夏令营没什么意思，我们当即办理退营手续，打道回招待所。也许是身边没有父母做主，培养了我们独立自主、当机立断的性格。

萌姐从小对照片情有独钟，她的机敏特质使她成为北京晚报高级记者，获得“范长江新闻奖·提名奖”，“蝉联”全国晚报摄影学会三十几年的会长，至今仍活跃在摄影界。

1955年秋，留京四姐妹合影，妈妈托人带回洋娃娃

1957年，司马小莘和兰姐在招待所楼顶平台围墙前

1956年国庆，芹、兰、莘在招待所门口

1956年暑假，母亲为四姐妹在招待所拍照

1956年，兰姐和小芹在招待所

1957年，在印尼使馆的小芹、小维、小加

1958年，司马文森为六个爱女摄于北海公园

1959年，五姐妹和外婆合影

司马小萌  简介

司马文森、雷维音的二女，北京晚报高级记者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。

司马小萌人大新闻系

1980年获第一届全国好新闻奖；1994年获第二届全国中青年记者最高奖 —— “ 范长江新闻奖 ” 提名奖。是第八届、第九届、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委员，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常委。连续两届担任北京摄影家协会副主席。自1988年中国晚报摄影学会成立至今，一直致力于搭建新闻摄影交流的公益平台。

司马小萌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，多次获全国 好新闻奖、北京市好新闻奖、全国晚报好新闻奖。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现场抓拍的图片专栏和图片专版：《十字街头》、《司马小萌驱车走京城》等，用大量精彩的新闻照片讴歌真善美，抨击假恶丑，在北京城拥有很高的知名度。并积极为摄影爱好者搭建平台，培养新人。1981年与三位女记者在北京共同举办摄影作品展览；1985 年撰写了《摄影指导》一书，被评为198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。

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过《摄影咨询》节目，历时近两年，向全国百姓普及摄影知识。 2000年后开辟《萌姐支招》专栏，成为《北京晚报》名牌栏目，深受广大市民欢迎。

退休后，仍继续致力于摄影公益，是全国新闻摄影交流平台的领军人物。开辟了《司马小萌走哪拍哪》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，免费教授手机摄影。

同时，跨界进入文学领域，在《北京晚报》发表了数十篇散文，被全国二十多家报纸转载。多家报纸为之开辟了散文专栏。

司马小萌获“范长江新闻奖·提名奖 ”

著名漫画家李滨声为北京晚报先进榜样司马小萌题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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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拔草风波”到了1958年好像还没过去，夏令营安排到北戴河，别家孩子可以3人一起去，我们被通知只能去一个，后来说可以去两个。大姐坚持：“要去，我们三人一起去。”正当福利科研究中，接到父母批准回国探亲的消息，北戴河对我们没有了吸引力。按规定，父母在使馆工作两年有一次探亲假，父亲在驻印尼使馆工作7年，仅1958年回国探亲一次，附加去鞍山体验“大跃进”。和父母在一起生活，每天都像是过年，愉快而短暂。父母探亲带回小芹、小维以及在印尼出生的六女小加，返任时只带走一岁多的小加。

每年暑假是招待所最热闹的时候，海外工作的父母探亲假一般都选择在寒暑假，这样可以和孩子有较长的时间团聚。招待所的孩子分几拨，我们家5姐妹是招待所的独立大队，有假期作息安排：每天早晨排好队，跑步到招待所东面的日坛公园做早操；做作业时间谁都不许说话；轮流值日打扫卫生；下午租招待所的收音机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，每次收费1角钱。更多的时间是看侦探小说《形形色色的案件》《红色保险箱》《苏联边防军人的故事》《一颗铜纽扣》等，我们个个看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长大。

有一次兰姐警惕性太高，被父亲来信批评不礼貌。一天，有陌生人来访，事先父母没有告知我们，大姐长时间盘问，得知他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文化专员卢耀武，回国探亲专程代父母看望我们。兰姐说他的着装有点奇怪，穿西装却无“革履”，一双旧布鞋，还戴一顶草帽。

萌姐有新闻特质，北京天文馆新建成即带我们去观看，满天的星斗好神奇。记得难忘科幻片《我是地球的行星》 讲述一个宇航员因故障回不了地球的故事，每当想起结束语“我将永远成为地球的行星”，我都为无法回家的勇士而感伤。我们都会唱加加林返回地球时苏联少先队迎接他唱的歌：“祖国她听见，祖国她知道，亲爱的儿子他高飞在云霄，你穿过乌云，开辟了大道，不管那暴风雨如何在咆哮……”

我们和祖国一起度过三年自然灾害，生活物资极度匮乏，时常停电、供暖不足。在学校我们吃“榆树钱和玉米面”的窝头；晚饭喝菜粥限量，不管饱。学校将冬存菜站丢弃的烂菜叶收集起来，劳动课时我们将没有烂掉的拣出来，有些只有指甲盖大小，还带着冰碴。体育课停止操场活动，改为教室里下象棋、跳棋、斗兽棋、军棋、围棋……浮肿的同学被带去卫生科吃黄豆补充营养。

在招待所的日子也不好过，食堂要求缴油票、鸡蛋票才能换菜票，我们都寄宿在学校，是集体户口，不满一个月领不到副食票。周末五姐妹只能和外婆分享她一人的菜票。没有菜吃时，米饭泡米汤加点酱油，食堂里经常没有酱油，就米饭加点醋吃。

我们住招待所西北角416号房，冬天很冷，父母托动物园园长崔占平叔叔从印尼给我们带回来的小猴，尾巴被冻掉了，又没有水果喂它，只好送给动物园。我们去看过它几次。

大家是乐观的，以为很快会进入共产主义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，总路线已明确——新民主主义中国平稳进入社会主义。我们讨论到共产主义吃什么？萌姐说，到了共产主义，她要天天吃像我们家茶几（直径约70厘米）一样大的烙饼；常和我们一起玩的罗苏苏说，到了共产主义他要每天吃奶油蛋糕（改名为罗京生，后来成为光明日报社知名体育记者，父母在驻苏使馆工作，姐姐罗咪咪常和陈家孩子一起玩） 。

父母教导我们：“困难是暂时的，要相信政府有能力克服困难，不要和老百姓一起上街去抢购。”姐妹们节约下来的布票全部上交学校，和祖国同甘共苦是“红二代”的本色，“红二代”本是光荣的称谓，被一些害群之马给败坏了。

— END —

图文 | 司马小莘

编辑 |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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